正义不仅应当实现，而且应当以人们“看得见”的方式实现——体现在司法裁判中，使人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★◆■。同时，裁判必须是依法的，而不能仅凭正义情感。因此，正义的实现必须有在法律上“说得出◆★■★◆■”的理由。
电影《第二十条》之所以让人反复回味，可以说，不仅是因为正当防卫本身，而是因为它背后一个更抽象更宏观又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主题——法与正义。
■★◆★“法律是正义与公平的艺术■◆★■◆★”，对这一门“艺术”的掌握，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正义是制定法的基本价值，是立法者的目标，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，但司法者所能依据的只能是“法”，所追求正义的也只能是“依法■■★”■◆■◆。如果允许司法者依据良心、追求正义■■◆★■，而不受到法律的束缚，那么又有什么办法防止他追求正义与良心之外的东西？对此，统一法律适用是实现公正司法的重要路径。这一方面★■◆■，要建立健全统一法律适用各项制度机制，着力解决法律适用分歧★★★，推广类案检索制度◆■★■，确保严格公正司法◆◆。另一方面■◆★，要出台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■◆，构建案例指导体系，加强裁判要旨梳理提炼■◆■■★，多措并举促进裁判标准统一◆■◆。此外，还可以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优势，发挥审判委员会、专业法官会议作用，落实院庭长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监督管理职责，强化独任法官★★★、合议庭正确适用法律职责，加强疑难复杂案件法律适用研究★◆◆★，确保裁判尺度统一。
实际上，法与正义的冲突矛盾，本身是一道伪命题。法律是维护公平正义的一种载体◆■■◆★■，而正义是一种道德评价■■◆◆★◆，是法律◆◆◆“背后”的法律★■■，法律是显露的道德，道德则是隐藏的法律■★◆。正如电影主人公韩明所说“什么是法律？是天理、是国法、是人情★★★◆■◆。我不相信没有天理的国法★■★◆，我也不相信没有人情的天理”，法律能够并且应当只是实施从普通人情感中提炼出来的理性法则■◆★★。“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”，从某种意义上指的是，法律适用的结论既要合乎逻辑，更要符合社会经验■◆■◆★，而这一经验不仅包括了反映社会的客观事物，还有满足人们对公平和正义的主观期待，即常情常理。所谓“灵活司法”，其实为法律的正确适用。而僵化司法，往往是司法人员只从字面上理解法条规定◆◆、忽视了法律背后的■◆“法律★■◆◆■”■◆■◆★★，从而错误适用法律★■■◆■，造成偏离实质正义的结果。
唯有多措并举，不断推进法律适用的水平，正义方可通过民众■■★◆■◆“听得懂”的方式被司法者“说得出”◆◆◆◆■，进而体现在◆◆◆★◆◆“看得见◆■★■◆”的裁判中★■★■。
现实中，我们常常将无法实现个案正义归咎为僵化司法(司法机械主义)，朴素地认为要实现正义就必须灵活司法★■■■★。而“灵活■■■★■”的关键就在于办案人员应当心中满怀正义、秉持悲悯之心，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所变通。但是，当我们将司法公正的实现寄托于司法者的★■◆■“灵活”，如何约束这种★■◆◆“灵活”？这值得思考◆■◆★◆。
然而这并非易事。以正当防卫为例，它早已写进法律，但似乎一直■■◆“沉睡”，不是办案人员不愿意唤醒它，而是不知如何唤醒它★◆◆■■★。按照法律条文◆■■★★，正当防卫是针对“正在进行的■★■”不法侵害。如电影中，村霸对哑女的侵犯已经结束，对王永强的杀害尚未开始，我们能否说村霸的不法侵害◆◆“正在进行”？若说不是，似乎合乎法律★■★◆■■，却无法认定正当防卫，不合乎正义；若说是，虽合乎正义，却似乎于法不符★★■■。法与正义◆■★◆◆★，似乎处于矛盾的两端◆★。
